1922年7月5日，孙中山先生严词拒绝陈炯明的再次求和，在“求和”函中批示：“能恢复政府，陈亲出谢罪，叛军悉退出广州，可赦。”此前，因孙中山与陈炯明政见不一，最终演变成一场骇人听闻的兵变。自此，二人彻底走向决裂，不少人曾居中调解，希望二人再度合作，但孙陈二人都不是轻易改变自己的人，这粉碎了他们可能联手的最后机会。后来，陈炯明离开了政治和军事中心，在香港度过他的余生。

 

陈炯明

 

艰苦备尝的晚景

 

1925年2月26日，陈炯明由汕尾败走香港，之后带领旧部在粤东和闽南一带进行过短时间的挣扎，9月16日由沪返港。12月24日，粤军在闽南宣布解散。此后，陈炯明几乎完全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了在港8年的窘迫生活。

 

尽管陈炯明在国内先后担任过广东省代都督、都督、广东省长以及粤军总司令等职，但他为官清廉，不蓄私财，以致当他到达香港之后，穷苦彷徨，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当中，带着家人辗转搬迁。一开始，陈炯明在香港租房住。后来家景每况愈下，之后经三次搬迁，最后不得不搬到其弟陈炯光家中。因为贫穷，陈炯明在香港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夏天常穿着一件破旧夏布长衫，冬天着一件蓝色长衫，出外也无得体服饰，其妻衣着简朴，如同村妇。陈家起居饮食更为可怜。日食三餐，几乎仰赖朋辈的供给，多年之后，亲友多有倦容。由于香港天气炎热，陈炯明寓所又极其狭小，八旬老母呻吟床褥，十岁幼子教养维艰，贫无所依的亲戚杂处一室，晚景着实凄凉。即使这样，在“九·一八”事变后，陈炯明拒绝了日本人的多次利诱，拒当日本在中国的统治代理人，有一次还在日本人赠送的八万元支票上用笔墨涂上“×”号后送还，表现出一个中国军人的气节。

 

洪门泰斗

 

晚年的陈炯明虽已不再统率千军万马，不再处理繁琐的公务，但有“理想”的陈炯明并没在落寞的生活中沉沦下去，他把一个海外华侨最大的秘密会社——洪门致公堂改造成为一个有明确民主方针的公开政党——中国致公党，这一破天荒的创举为陈炯明似乎悲凉的晚年涂抹了一层亮色。

 

陈炯明雕像

 

洪门，又称天地会，曾是孙中山早期在海外开展革命工作依靠的重要力量。1923 年双十节日，洪门致公堂正式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举陈炯明为总理。陈炯明新官上任很是放了“几把火”，他先在香港成立致公党俱乐部，把党的活动中心由旧金山移至香港。同时积极推进党务、登记党员，陆续登记者达十余万人。陈炯明还在思想上影响、指导致公党，他撰成《致公党计划书》，以建国、建亚、建世“三建”主义作为致公党的指导思想。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统一刍议》，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统一的理论、方法和建议。1931 年10 月10 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陈炯明再次被推为总理。致公党迎来了发展春天，到1933 年陈炯明去世时，除美洲原有机关外，已成立南洋群岛及国内各总支分部多个，登记的党员有四十多万。陈炯明的晚年开创了一个政党的新生，无疑是值得庆幸的。

 

悲凉身后事

 

1933年陈炯明病重，弥留之际，家人问他对家事有何交代。陈炯明一脸苦笑，对大女儿说:“吾家事无可语！”再问国事，则兴奋异常，伸手欲取笔墨，无奈手已僵直，连声大呼，“共和”二字清晰可闻，后面的字却模糊难辨。9月22日，陈炯明逝世，而此时家已赤贫，无钱买棺成殓，只得借用他母亲的寿棺。陈家的惨剧并没有结束，在陈炯明出殡的当日清晨，匆匆从上海赶回的大儿子因感染时疫病逝了，后来父子二人同时落葬。在陈炯明去世后的三年之内，他年事已高的寡母、眼盲的妻子和另一幼子也相继去世，可谓悲苦难诉。

 

位于广东惠州的陈炯明墓

 

陈炯明有着奇特的人生，鲜明地融合着改良与革命、赞誉与非议、理论与实践、功臣与逆寇的各种矛盾，他的晚年尤为艰苦，但也彰显着他特有的品质和气节，值得人们致以敬意。

 

参考文献：

齐廉允：《谜一般的人物陈炯明》，《文史天地》，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