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1891年—1949年），名傳賢，生於四川廣漢，是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元老，中國近代重要政治理論家，乃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和智囊。大眾對戴季陶在革命以前的經歷，向來不甚清楚，故特藉三件事，來看看他是如何走上革命一途的。

 

留學日本，萌動革命思緒

 

壯年時期的戴季陶

 

戴季陶是著名的日本通，曾撰《日本論》一書，其日語和日本文化的知識，都源自少年時期的一段求學經歷。早在二十世紀初，戴季陶便來到成都，進入專門培養留日學生的東遊預備學堂，並在日人教習的指導下學會一口流利的日語。少年戴季陶很早萌發革命思想，曾與三個志趣相投的友人結拜為兄弟，發誓要推翻滿清政府的統治。不過，這只能算是少年人的一腔熱血，如果沒有後來的連串經歷，這個理想斷不可能得到實踐。

 

1905年，戴季陶來到東京，兩年後考入近代法學重鎮——日本大學法科。民國以後，戴季陶乃國家的法學權威，主持許多重大立法，其理論基礎便是從日本大學的課堂上學來的。當時日本大學有千餘名中國留學生，卻沒有一個聯誼的組織。有見及此，戴季陶便與幾名同學組織「日本大學中國留學生同學會」，並當選會長。同學會成立當天，日本文部省代表、大學校長和教授，以及校內外中國留學生共二千多人出席。同學會的籌備和成立，鍛鍊了他組織及動員的才能，也提高了他的自信。

 

可惜的是，戴季陶不久便因阮囊羞澀，無法繳付學費，提早結束學業歸國。這一段留學經歷，讓他對日本文化的認識大大加深，成為日後寫作《日本論》、擔任孫中山先生日文翻譯的重要資源。

 

進仕蘇州，拋棄改革迷思

 

戴季陶像

 

1909年夏，戴季陶回到中國，先到上海，後到蘇州向巡府瑞澂毛遂自薦，後者見他曾留學日本，聰敏博識，便收他為門下，委以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的職務。研究所是官辦的教育和學術機關，戴季陶年僅二十歲即居教官之位，自然引來許多官員的不滿；加上他性格奔放，不喜守舊，更顯得與僵化的官場格格不入。

 

戴季陶生性風流，有魏晉士人之風，常流連於花街柳巷。清廷原來是禁止官吏狎妓的，一些官員知道了，便跑到瑞澂面前告狀，豈知瑞澂早視戴為得力助手，只敷衍道：「年輕人誰不如此？何足為病。」又一次，戴季陶發表一篇評論《欽定憲法大綱》的文章，批評大綱的專制性質。守舊官員再次告狀，但瑞澂聽罷只是淡淡地說：「朝廷頒布憲法大綱，原需臣民抒陳己見，庸可傷。」告狀的人聽了，只得悻悻然離開。

 

然而，戴季陶在蘇州的好日子並不長久。1910年初，瑞澂調遷，戴季陶頓失保護，未幾便受排擠而離開。這段官場經歷雖短，卻讓戴明白到封建體制的僵化，朝廷官員的腐敗，原來那點對清廷的幻想、對改良的信迷思，也完全拋棄了。

 

筆挾風雷，踏上革命征途

 

1910年春，戴季陶回到上海，在改良派的《上海日報》負責撰寫政論，不久轉投至由同盟會員陳屺懷 (陳有雷之兄)任主筆的《天鐸報》。

 

《天鐸報》的政治立場與戴季陶的政治理念相契合。這段時期，戴以「天仇」為筆名，暗示他與清朝之間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的文章辭鋒犀利，煽動力強，同時又情理兼備，故「天仇」之名不脛而走，一時名滿海內，也令《天鐸報》成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十三種革命大報之一。然而，這些文章很快便引起清政府的注意。

 

1911年春，戴季陶新婚不久，社會上便傳出了清廷指名要逮捕他的消息。戴季陶只好立刻告別妻子，乘船前往東京。後來，南洋友人雷鐵崖寫信給他，要他到南洋檳榔嶼去擔任《光華日報》的編輯。

 

檳榔嶼乃同盟會在海外的重要據點，孫中山、汪精衛等領導人常於此舉行活動，進行革命會議。戴季陶甫上任，即回復「天仇」時代的本色，全力發表鼓吹革命的文章。他的表現，引起了革命元老黃金慶的注意，終在其介紹下，正式加入同盟會，步上革命的征途。

 

參考資料：
范小方、包東波、李娟麗著：《戴季陶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