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因宽容大度、老成持重的性格，人送外号“黎菩萨”，有时唤作“泥菩萨”，依湖北方言，“黎”与“泥”同音，故有此两说。“菩萨”之名，谓其面善，脾气好，像一尊弥勒佛。不过“泥菩萨”却有揶揄、戏谑之意。

 

黎元洪经历了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二次革命、帝制复辟及府院之争等等历史大事件，在这些波澜曲折的政治震荡中，黎元洪曾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对于此段历史，学界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世人也知之甚多，但对他下野后隐退天津做寓公的日子，因影响力式微，因此人们关注甚少，所知自然不多。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下野的政客、被边缘化的政治人物要么是卧薪尝胆，希图东山再起，要么是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更甚是万念俱灰，直至郁郁而终，但人生饱经起伏充满戏剧性的黎元洪，在生命落幕的前十年，却又一个别样的滋味岁月。

黎元洪旧照

 

隐退津门

 

1917年8月28日，黎元洪移居天津英租界黎公馆。他决心不再过问政治，在天津寓所过起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

 

每天他早上起来便锻炼身体，然后洗个澡。八点进早餐。而在早餐之后，他挑选一些报纸随意浏览。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一再恶化。当他从报上看到一些令人懊丧的消息，便以练习写毛笔字，来排除他心中的烦恼。

 

他十二点进午餐，饭后睡个午觉。这对他来说非常有益。他很高兴人们到家里来看望他，不过他不欢迎那些有政治企图的人。因此，他的一些老朋友常来访问他，并经常畅谈到晚饭时分。晚饭后他便把家里人召集到客厅里聊天。除谈一些有兴趣的新闻外，多是家长里短。而且他很喜欢在这时听留声机作为消遣。他还有早睡的习惯，经常在晚上九点时，他便回到寢室入睡了。

 

黎家的花园里自建了一个网球场，他常在下午打上一小时网球，到了冬天便把网球场浇上冰，改为溜冰场，自娱自乐。黎元洪的另一个爱好是京剧，每逢春节，黎家总是要求京剧名角和杂耍艺人到府演出。总体上黎元洪隐退天津的生活是非常优渥而闲适的。

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时的黎元洪

 

投资实业

 

1917年，黎元洪在第一任总统下台之后，曾公开表示：“对于政治业已心灰意冷，以后将在实业界力求活动。”黎元洪在政治上虽然不得志，投资实业却收获甚丰，因此有“实业总统”一说。

 

黎氏在辛亥革命前，薪俸所入，除了供给家庭食用外，余款皆用来购置土地和房屋，未见有投资新式实业的记载。他从事实业投资，实始于1914年至1915年幽居北京瀛台时对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的投资。

 

黎元洪大量投资实业，即是在1917年7月被迫辞去大总统、隐退天津时期。在此期间，由于欧洲各国忙于在欧洲战场厮杀，无暇东顾，暂时减轻了帝国主义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压力，加上国内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为民族企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政治上失意的黎元洪，受到企业盈利的巨大鼓舞，大力进行实业投资。除了将自有的财力全部投资实业外，有时还借款投资。

晚年居于天津时的黎元洪

 

他投资范围非常广，银行、煤矿、纺织、面粉食品、森林、证券、保险等行业皆有涉及，但是他把重点放在了金融和矿产领域。据记载，他投资的银行、厂矿共计有70多家：投资的银行遍布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黄陂商业银行、上海永亨银行、天津北洋保商银行、中南银行、香港广东银行等；投资的大型煤矿共有八个，即中兴煤矿公司、浙江长兴煤矿公司、中原煤矿公司、六河沟煤矿公司、磁县怡立矿务公司、临城煤矿、北票煤矿公司、翕和萍乡煤矿公司。据统计，投资金额不少于300万元。

 

他投资的利润也十分可观。以中兴煤矿为例，这是他投资最早、最多，也是获利最丰厚的一笔投资。黎氏在中兴煤矿，总计投资30万元，1918年共计获利6.8万元，1920年共计获利高达9.07万余元。单这两年收取的利润，即相当于资本的一半还多。

 

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的投资多为购买土地和置办房产，辛亥革命后投资的领域逐渐广阔，特别是对实业的集中投资，总体上契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不管他是自觉还是被动，总归顺应了历史演进的浩荡潮流，顺应了时代的急切需要，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进步表现。

 

捐款助学

 

黎元洪的一生中，一贯关心文化教育事业，在投资获利后，更是慷慨赞助。1914年，黎元洪到北京后重返天津北塘，为其父黎朝相营造墓地，曾捐给北塘镇公所 2000元中国银行股票和一块芦苇地，作为开办一所半日制小学的资产。镇公所以黎元洪的捐款和赠地为基础，建立了当地第一所学堂——北塘贫民小学。按照黎元洪的愿望，学校每年仅收学费2元，使许多贫民子弟得以上学。

 

1917年，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之际，正是黎元洪退出政界，寓居天津时期，黎对南开大学的兴办给予充分关注，1919年，他向南开学校捐助公债一万元，以示支持。他还把子女送入南开读书，他的女儿黎绍芬与周恩来是当年在南开上学时的同班同学。

 

同年，应蒋廷黻之请，黎元洪又在武昌创办私立江汉大学，不仅捐助了校舍，还特地拨出中兴煤矿十万元股票作为学校发展的基金，并派遣儿子黎绍基参与江汉大学的筹建。后来，相关校产都转交给武汉大学，今日武汉大学的宋卿体育馆就是黎氏父子当年捐资修建的。

 

黎元洪对故乡的教育事业也比较关心。他认为黄陂人民穷困，与教育不发达有密切关系。1918年1月，他得知黄陂要建私立前川中学（今黄陂一中），即慷慨捐款3万元，供作新建校舍的费用。

 

蔡锷逝世之后，为了纪念他的护国之功，梁启超也获得黎元洪赞助的巨款，以筹建松坡（蔡锷，字松坡）图书馆。

 

此外，他对中国大学、神户中华学校、燕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均有捐助。每逢严重天灾，他多有解囊，捐款赈灾。

黎元洪与家人

 

黎元洪对子女的教育也特别重视，曾命其长子黎重光赴日本留学，几年后归国复进南开大学学习，还曾命长女黎绍芬赴美国留学，黎绍芬在美国麻省著名的威斯列女子学校学习四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归国。据黎绍芬回忆：“本来我父准备在武昌成立学院，地基已经打好，等我回国后负责主持女生部，因一九二六年唐生智攻武汉时被毁，未能如愿。”

 

有学者认为，对教育的重视和慷慨，正体现了黎元洪的社会意义。“作为工商业者，除了聚财，还要去散财，散财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如何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是值得深思的，在这方面我们应看到并肯定黎元洪的正能量。”

 

备极哀荣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天津英租界寓所,在临终前告诫家人：“丧葬要从简，戒诸子今后从事生产实业，毋问政治。”

 

黎元洪临终前留下的致国人遗电洋洋近千言，谆谆告诫国人以精神、道德、礼教为重，并对中国政治提出10条忠告：

 

（一）国民于济案，应以沉毅态度求外交正义之解决，不得有轨外行动；（二）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三）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袍泽失所；（四）调剂劳资，应适合全民心理与世界经济趋潮，统筹兼顾，豫定翔实法规，行之以渐，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俾免各趋极端；（五）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六）正德利用厚生，不可偏废，毋忘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当视物质文明尤为重要；（七）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八）参酌近今中外情势，似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毋遽思破除国界，为外强所利用；（九）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以法治范围全国，应折中至当；（十）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应仍旧保存，请勿轻议纷更。

 

黎元洪病逝后，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24日在武昌为黎氏举行国葬,建“黎大总统墓”于武昌卓刀泉。今武汉有“黎黄陂路”，即为纪念黎元洪而命名。

在原墓侧重建的黎元洪新墓

 

作为一位处于风口浪尖的政治人物，黎元洪面对的是传统帝制解体后处于历史转型时期较为动荡的中国社会。他常常面对且必须要做的是在传统和现代、新与旧之间进行艰难切换和谨慎选择，他的经历恰恰印证了民国初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旧官僚可以接受新思想，新人物有时难离旧传统。

 

近代史学家冯天瑜认为，“作一总的权衡，（黎元洪）堪称一位应予基本肯定的人物”。在曾经为民国效力的众多名流当中，他有足够的资格当仁不让地代表民国美好的一面。他的老师严复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人们称他是“共和磐石”！“章疯子”（章炳麟）鄙视几乎所有的同时代人，唯独钦佩黎元洪的“纯德”，将他视为华夏衣冠和民国法统的最后传人，在挽联中表示：“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参考资料：

萧致治、萧莉：《寓居天津时期的黎元洪》，《天津日报》，2014年11月17日，第014版。

萧致治：《辛亥革命后黎元洪的实业活动》，《江汉论坛》，1981年05期。

李净昉：《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评述》，《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李香玉：《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现实意义》，《新金融观察》，2014年12 月8日第05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