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的形成。

 

国民党“一大”会议现场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内忧是，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失去唯一一支看似可支配的武装力量，同时中国国民党依然是一个成份复杂、利益各异的松散组织。外患是，孙中山一直争取日、英、美等国际援助，但希望一次次落空。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为孙中山带来思想启迪，他想效法苏维埃创设一支可靠的军队和强有力的政党，同时学习苏维埃宣传教育的经验。此时的苏俄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 也需要向毗邻的中国寻求支持力量。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孙、俄实现战略利益互补的桥梁。

 

国共合作时期的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右二为恽代英；前排左五为张继，左六为胡汉民。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经历了从同意、反对到有条件服从三部曲。一开始，陈独秀认为国民党与军阀妥协，其内部明争暗斗，并不是他想联盟的革命力量。但遍观宇内，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较为合适的反帝反封同盟。于是，他对列宁提出的国共合作“深表同意”，愿意建立联合战线。然而，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陈独秀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国共两党的革命宗旨及所依据的基础不同，还牵制了共产党的独立政策。如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则信仰全失，共产党再没有发展机会了。最后为了尊重共产国际，陈独秀提出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等入党手续的条件，得到批准，中国共产党党员才服从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加入国民党。

 

在是否与国民党合作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赞成。他指出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 不能孤军作战，要与其他党派特别是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他还根据自己组织粤汉铁路、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劳工罢工经验，进一步论证了劳工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1924年1月，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 , 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大会期间, 毛泽东积极参与各项议案的讨论，“常依据孙先生说法发挥他自己的意见”，以致“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

 

宋庆龄积极促成国共合作。在孙中山与马林、越飞、李大钊等会谈时，宋庆龄均在场，并负责记录。经过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她理解孙中山的革命不能再依靠军阀了, 必须寻找新的力量，要为国民党增加新鲜血液。

 

在国民党方面，廖仲凯为了实现国共合作，从再造革命基础出发，坚决改组国民党和创建革命军队，在宣传、改革广东财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张继因与陈独秀是留学日本时的学友与革命同志，在促成国共合作方面，他奔走联络，积极倡导。虽然他后来对共产党带头发难，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建立过程中，由于时代的推动、形势的需要和个人的情感，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胡汉民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也是国共合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他对国共合作，虽不如廖仲凯那样积极赞成，但他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指示。

 

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虽然客观上为国民党增加了苏俄支持和共产党力量，为中共公开组织和领导工农运动、推动革命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存在诸多先天不足，注定了此次合作的最终决裂。

 

主义之异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的理论原因。孙中山奉行民生史观，认为民生“不但是最高理想”，而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在土地政策方面，孙中山奉行“耕者有其田”，制度比较温和，所以当共产党人主张实施彻底的土地革命政策时，国共双方的矛盾就凸显出来。另外，国共合作的迅速实现超过了两党党员的心理承受能力、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力量始终没有形成对国民党右派的优势等也是国共合作走向决裂的原因。

 

孙中山清醒地知道国共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但他重视国共合作关系。他重用才华卓越的周恩来等一批中共党人，对苏俄帮助建立起来的黄埔军校充满希望。为了维持合作局面，孙中山对右派分子的分裂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在孙中山生前，国共能得以合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孙中山的威望。

 

孙中山去世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没有支撑多久，不可避免地走向决裂。但人们应该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使改造中国的步伐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参考文献：
昌文彬：《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原因新探》，《孝感学院学报》，2002年第21卷第4期。
文霞：《宋庆龄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