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我们在谈到中国近代民主宪政时，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他的名字。

 

宋教仁

 

1904年12月，宋教仁因起义事泄，为躲避清廷追捕，被迫出走日本。宋教仁在日本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他翻译过《英国制度要览》、《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要览概要》、《澳（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澳（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各国警察制度》、《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国际私法讲义》等多种政法著作。西方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使宋教仁进一步开阔了眼界，使其注意力不仅局限于反满，而是开始致力于以西方的民主政治来代替专制政治的革命活动了。这在同时期革命党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奔赴战火纷飞的武昌，开始留意于新政府的建立和完善，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接着又奔波于上海、南京之间，致力于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备和组建。

 

民国成立后，他更是以主要精力投入民主宪政活动，施展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改组同盟会，建立国民党，鼓吹政党责任内阁制，推动国会选举运动，先后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等文件，为开创、推动并维护民国的民主宪政，筚路蓝缕，呕心沥血，真可谓厥功甚伟。

 

其时，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孙中山，自从把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后，便主张“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 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兴办铁路,“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 孙中山对铁路建设是这样的热心，袁世凯便投其所好，1912年9月,特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于是孙中山就“全力于铁路政策，以谋发达民生”，埋头于振兴实业的事务之中。

 

孙中山这种实业救国的思想，对于挽救经济落后的中国，欲使中国迎头赶上并驾乎列强之上，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但他试图在缺乏有力约束和制衡的袁世凯独裁政权下来实施自己的建设主张，这种脱离实际的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并注定要落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掌握政权，就必然没有切实可靠的途径去实现自己所树立并抱存的振兴实业的理想。

 

因此，年轻的领袖宋教仁主张应当继续进行“政治革命”，他认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然而“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因此，“吾人今日所负责任，当继是进行，以赴吾人大革命最终之目的，努力从事于良政治之建设。”

 

为此，宋教仁以“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为武器，积极着手改组同盟会，希冀通过“新旧合作”，建立第一大党，进而组织责任内阁，以分取袁世凯的政治权力。这样，宋教仁始终没有脱离政治斗争。而且，同盟会的领导工作也越来越多的由宋教仁担任。

 

宋教仁立姿照

 

为了建成一个人数众多、实力雄厚的大党，宋教仁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开展组党活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原先由同盟会员和立宪党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改组成为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实际事务事实上由宋教仁来主持。朝气勃勃的宋教仁成为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革命领袖人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为了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宋教仁精神抖擞，他不辞劳苦，周游长江中下游各省，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时政，分析形势，作政治鼓动，他对听众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他极力宣扬政党内阁制，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他的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由于宋教仁等人卓有成效的政治活动，1913年2月，在第一届国会复选中，国民党获得了绝对优势，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独得392席，占整个议席的45%强。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所得总和只有223席，不到总议席的26%。其余255席为超然派、跨党者所得。

 

宋教仁在选举胜利后,满怀信心地说：“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多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一定可以成功”。并且“表示即将转道沪宁回京，准备组织第一任政党的责任内阁”。

 

此时的宋教仁自然是踌躇满志、壮怀激烈，1913年3月2日他在游杭州时写就《登南高峰》一诗，诗中有“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诗里洋溢着一种胜利者的喜悦和欲成伟业的壮志雄心。

 

宋教仁被刺身亡

 

然而，真实的历史却是那样的残酷，偶然的事件总是打断并改变着人们预期中的历史的走势和进程，何况此刻的偶然事件是这样的突如其来和不怀好意，令人错愕，令人发指，更令人痛心疾首。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沿津浦路北上返回北京，在上海车站突然遭到枪击。22日晨，因弹毒剧发，与世长辞，时年仅32岁。巨星陨落，谁是真正的幕后凶手，在百年后的今天仍是一个恼人的谜团，这也让历史学家们聚讼纷纭。

 

宋教仁逝世后，孙中山写给他的诔词曰：“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这是对宋教仁的高度评价。宋教仁被永远定格在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

 

上海宋教仁墓园内的沉思坐像，左手持书，右手托腮

 

宋教仁的出现和奋斗的方向，代表了民国政治最美好最有希望的一面；他的被刺和淌出的鲜血，表明议会民主政治梦想在彼时中国的无情破灭。这更表明议会民主政治曾经与古老的中国只有咫尺之隔，这是多么的相近，相近的庶几可以嗅到她身上的芬芳，然而国运不济，长城自坏，亦未得天怜，终落得擦了肩匆匆而过。犹如一对受了诅咒的有情人，相隔千里，彼此遥望，相距跬步，彼此凝视，然不曾相拥，未能相守，纵是阑干拍遍，双臂挥断，秋水望穿，注定倏忽而逝，无处寻看。情知所以起，绸缪缱绻，一往而深，惜造化未及，佳偶难成，相依无法，惟有相思悠远绵长。

 

参考资料：

1.陈德华：《试论宋教仁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安徽师大学报（哲学杜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2.宋月红：《关于宋教仁评价问题的再探讨》，《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

3.董剑平：《略论宋教仁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贡献——兼评宋教仁与孙中山的关系》，《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