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4月11日，孙中山先生偕戴季陶访东京市市长、贵族院议员阪谷芳郎男爵。同日，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政府递交照会，要求给袁政府以友谊扶助，遭日政府拒绝。孙中山与日本朝野日益走近，而袁世凯难从日本政府获得支持。这是为什么呢？

 

自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建元洪宪以来，国家就陷入动荡之中。袁世凯一贯的支持者如梁启超等也纷纷弃之而去，袁氏陷入众叛亲离的局面。日本政府随之调整了自己的对华政策，认为“现在，采取让袁彻底退出政治之手段，同时采用扶植我政治势力之手段为有利”，开始反对袁世凯，转向在东北扶植宗社党、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在南方支持反袁运动，资助岑春煊。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也是日本政府选定的扶植对象之一。

 

1915年12月25日，表面支持帝制的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宣布起义，拉开护国战争帷幕，公开讨伐袁世凯。孙中山在日本闻讯后也加紧部署国内起义。然而，发动战事，谈何容易？首先面对的就是财政军需问题。

 

革命党人在各地起兵，纷纷要求本部拨款相济，孙中山为此十分焦灼，分别去电旧金山、菲律宾、上海、马尼拉，要求革命党人向华侨、社会各界统一筹款。除此之外，孙中山马不停蹄地与日本朝野人士接触，谋求支持。此时，早年留学日本、才华出众的戴季陶充当了翻译和助手的角色。他不离孙中山左右，参加了许多会晤，不遗余力周旋于商人和政客之中，颇受孙中山器重。

 

经过多次会谈，1916年2月19日，孙中山等人终于向日本政商久原房之助借到七十万日元。孙中山当即表示，倘若计画之事得以成功，所转借金额，会如数偿还，还将尽其所能使民国之政府及实业家赞助对方事业，以报答好意。其实，久原房之助是秉承日本政府意旨，支持反袁派，图谋利益。3月9日，孙中山通过日俄贸易社社长松岛重太郞的帮助再与久原洽谈三小时，又签署另一借款合同。此次中方签字者除了孙中山自己，戴季陶也签了名。

 

戴季陶

 

战事迫在眉睫，前方军械供应不足，反袁之事困难重重。孙中山、戴季陶、廖仲凯、胡汉民等人加紧筹款。他们在3月下旬频频造访日本有关部门，达十二次之多。他们有时甚至会通宵达旦地与日本商团洽谈，说服他们支持中国革命党人。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4月9日，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后排左二）、何香凝（前排右三）等，在日本庆祝帝制取消时合影。

 

从这一系列访问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为了反袁，在非常时期，通过不断的谈判，变化谈判筹码，甚至以利益交换作条件获得支持。这其中的权衡取舍，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领会。

 

1916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与部分国会议员合影。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忧愤去世，翌日，黎元洪继任总统。其时，孙中山举债已多、不堪重负。据胜田龙夫着的《中国借款和胜田主计》一书称：久原在袁世凯当政期间的二月到四月，总共资助孙中山二百四十万日元，借给岑春煊一百万日元，黄兴十万日元。

 

袁世凯去世后，战争告一段落，海外华侨来函要求还债的渐多，孙中山为偿还借款之事陷入困境。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表示，此时他财尽援绝，正值困途，无由接济。

 

1916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

 

孙中山于12月22日致函给参、众两院。他说，辛亥革命过程中所借募款项至今未偿还，反袁又举新债，计募集华侨款170万元，借入日本商人债100万元。孙中山申明，以前藉募款项都是用于国事。现在共和制度已恢复，政府应介入代为偿还。如果不还，在国家是寡恩，在国民为负义。有人认为所借之款是为中饱私囊，现在还款是保全个人信用。孙中山认为荒谬之极。为国举债换来的是沉重的负累，孙中山希望致力于发展实业来偿还债务。然而，还债之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