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4日，唐绍仪辞去南方议和总代表一职。

 

1918年5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改为总裁制，孙中山虽被推为七总裁之一，其实已大权旁落，愤而离粤赴沪。此后军政府领导权落入桂系为首的西南实力派手中。1918年冬至1919年春，随着一战的结束，在对和平的普遍渴望中，中外各方势力共同促成了第二次南北议和。那么，恰逢其时的孙中山对此做何感想？

 

不看好也不反对：怀疑

 

在议和开始前的1月5日，孙中山就表示，“近自和议声日促日进，群为苟且之图，无澄清之远谋，思之岂胜扼腕。”他认为此时的军政府，在南方也仅有空名。次日，他在给广州非常国会闽籍议员的回信中又揭露北洋政府玩弄和议的阴谋。三天后，广州军政府在岑春煊领衔下，联名致电北京的徐世昌，告南方出席议和的代表名单。其中唐绍仪为总代表，章士钊、胡汉民等共11人。从稍后唐继尧提议换人一事足见南方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利益矛盾相互交织。而这时孙中山一方坚持陕西、福建的军事对抗不停止绝不答应议和。1月17日，南方议和代表纷赴上海。一周后抵达。而北方代表因为陕西冲突未停而迟来。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20年2月20日，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德国总会召开，南方代表为唐绍仪，率10名成员；北京政府总代表为朱启钤，成员9人。当天，唐绍仪、朱启钤在会议上分别致词。次日上午，和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陕西停战等问题。南方代表提出立即停战，撤换陕督陈树藩，停止招募参战军。此后数日，由于北京政府并未制止陈树藩进攻于右任的靖国军，陈扬言抗议南北议定的5条停战办法，唐绍仪向朱启钤提出抗议，要求撤换陈，停止战争，否则决不再议其它议案。但北京政府一直没有答复。3月2日唐绍仪通电和议暂停。

 

力主根本解决：国会与法律

 

自2月到5月13日，谈判在双方僵持不下的争吵中宣告破裂，共历时82天。在这期间，谈谈停停，总共进行了8次会谈。3月到4月初，竟停止谈判一个多月。4月9日重开，但总不过3次，依然毫无结果。其主要议题：一、闽陕停战。二、裁军。三、国会合法性。四、中日密约的处理。在明知和谈无望而又不便反对的情况下，孙中山重点强调国事的根本解决，即从恢复旧国会通过法治来实现真和平。此意在当时他与周遭人士的函电往来中随处可见。议和陷入停顿后，孙中山对北方的狡诈大肆揭露。并以此策励同仁继续护法，力尽救国。他还公开发表发展实业的计划，并着手建设军事航空、出版《孙文学说》等一系列唤醒国人、再造共和的举措。

 

揭露假面：警醒同志

 

1919年6月29日，孙中山复函洪兆麟说：“和议事，双方皆系权力竞争，所商榷者，仍系权力分配问题耳。无论此时会议已告停顿，即使重行开议，于国事前途，仍毫无希望可言。”同时提出：“欲奠定真正之共和，某根本之解决，仍非吾党纯洁坚贞之同志，共负救国之责任不可。”7月2日，受各列强指使，南北议和酝酿重开，孙中山立即指示胡汉民辞去南方代表一职。8月7日，孙中山致电广州国会，正式辞去广州军政府政务总裁一职。他重申：“此等和议，其内幕实为少数武人权利地位之磋商，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专心于社会民生革命和建设事业，以通往法治的璀璨、庄严的中华民国。10月4日，身兼南方议和总代表的唐绍仪宣布辞职。议和彻底终结。

 

正如1918年5月孙中山由粤返沪时所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雄武。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此次南北议和未能跳出“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和，南与北复不和”的困境和囧途。

 

（作者：楚秀红）

 

參考文獻：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

段云章：《论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