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26日,上海各界二十七公团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委员会。全国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号召学界赞成孙中山成立国民会议的主张。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国共产党人则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孙中山晚年为了召集国民会议,与中国共产党携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是他毕生革命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今天,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仍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923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向导》杂志中开始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惟有“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
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发动“北京政变”。接着,冯玉祥将军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并给在广州的孙中山拍发电报,邀请北上“共商国是”。11月10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名义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在国民会议召开前,先举行预备会议。宣言还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立场和国民革命的目的。
孙中山《北上宣言》手稿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离开广州乘船北上。他的这次北上,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大力支持。
北上途中的孙中山与宋庆龄
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重申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位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它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同月,中共中央还发出了通告,要求各地各级组织推动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城乡发动群众示威,掀起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促进召集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赵世炎、向警予等人在《向导》、《中国青年》、《妇女周报》等杂志发表了很多文章,支持孙中山北上和召集国民会议的斗争。在国共两党的大力推动下,11月至12月,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上,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其中上海、北京等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是由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发动起来的,其余有些是由国民党左派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的。
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招待各报记者并发表谈话,说明北上的目的是为“全国人民谋求和平统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图为在招待会上合影。
岂料时局变化莫测。皖系军阀段祺瑞在自己党羽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又一次窃取了北京政权。冯玉祥被排斥。11月21日,段祺瑞发表了对所谓“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的意见。11月24日,段祺瑞就职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的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同时还公布了所谓《善后会议条例》。12月4日,又发表《告外国使团书》,表示尊重一切不平等条约。
12月18日,孙中山在天津病榻前接见段祺瑞派来迎接他的叶恭绰、许世英。他严厉斥责段祺瑞等倒行逆施的行径。他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叶、许两人在孙中山凛然正气面前不敢作声,等过了好久才劝说孙中山不要过分激烈,以免引起外国干涉等等。孙中山气愤地回答说:“假若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旅途劳累和对段祺瑞等反动行为的气愤,使得孙中山的病情恶化了。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在北京车站,10万市民闻讯赶来欢迎。共产党人李大钊亲自前往车站迎接。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发表了《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事致段祺瑞电》,指出所谓善后会议与以前“督军团会议”、“南北会议”无异,开这种会议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坚定明确地主张召开以人民为主体的国民会议。这是孙中山在告别人世之前,作出的最后一个重要决策;也是他继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一大后,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次真诚而伟大的合作。
同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2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积极地支持了孙中山的主张。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向中国人民说,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藉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人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
这时候的段祺瑞一意孤行,2月1日,他导演的“善后会议”正式开场。在这前后,一些右派分子要求孙中山放弃国民会议去参加善后会议。孙中山突破右派分子的包围,于1月31日指示国民党中央抵制善后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
3月1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北京成功地召集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各地的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代表共二百多人(代表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余个地方)济济一堂,共商国是。这是一次充分代表人民意志的空前盛会。可惜,大会召开之际,它的发起者之一孙中山已不能莅临了。在会议的进行过程中,孙中山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身为医生,他清楚情况的严重性,在2月24日就立下了遗嘱。其中“国事遗嘱”中特别叮嘱国民党“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为孙中山逝世发表告民众书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中国共产党发表《告中国民众书》: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的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决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终止的。要求全国民众因为孙中山先生之死所给予我们的绝大刺激,大家更要加倍努力……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的进攻……因为这些都是廓清目前横在我们到自由之路所必去的障碍。
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争取召集国民会议运动,虽然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没有成功,但是,其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这一场斗争以及孙中山抱病北上、死而后已的精神,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面目进行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大揭露,为迎接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黄德强)
参考文献:
潘肇:《孙中山为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斗争》,《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