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19日，护国之役前夕，袁世凯复辟登基，以洪宪为年号。当日，在上海和昆明两座城市中，反袁势力正为革命奔走，或营救被捕的同伴，或策划军事起义，演绎一场传奇的东方双城记。

 

护国运动形势图

 

上海中营救志士

 

在上海，孙中山正联络法国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希望他们能出面干涉，阻止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将早前逮捕的中华革命党党员引渡予袁世凯政府。

 

被捕的革命党人以梁钟汉为主，都是些在辛亥以前便追随孙中山左右的革命志士。梁钟汉，字瑞堂，湖北汉川马口镇人，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后成为湖北省议会议员，其后因黎元洪排挤湖北革命党人，被迫逃往上海。二次革命，协助居正防守吴淞炮台，后又调任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兼财政主任。1915年，梁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党湖北西路总司令，回到湖北起兵讨袁。途经上海时，他被袁军的密探诱捕，关押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芦家湾监狱。另外，被逮捕的还有按尹神武指示，参与刺杀袁世凯的忠实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王晓峰和王铭两人。

 

当时袁世凯即发出命令，照会上海法租界的捕房立刻引渡梁钟汉及二王等人。在数个月前，另一名革命党员刘铁也被上海租界巡捕房逮捕，不一日便被引渡予袁世凯政府，最后更被杀害于上海西炮台，年仅26岁。所谓前车可鉴，孙中山得到消息后，立刻运动开展营救行动。梁钟汉未被引渡给北洋政府，虽然此后三年他一直在法租界狱中，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逝世才获得保释出狱，但总算保住了性命。二王便没那么幸运，他们不久即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高昌庙。

 

昆明中起义护国

 

另一边厢，同年12月19日晚的昆明，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前几天蔡锷离开北京，抗算到云南与唐继尧共商讨袁大业。

 

当时在他身边的袁家普显得十分曾不担心，认为唐继尧素来忌惮蔡锷，未必会答应合作。对此，蔡锷泰然回答说：“无碍。”似是颇有信心。事实上，蔡锷、唐继尧两人渊源甚深：他们不单同庚，而且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蔡锷是第三期毕业，唐继尧则是第六期。回国后，两人又一同在军中共事，唐继尧曾是蔡锷的部下。当辛亥革命时，蔡锷为协统，唐继尧是管带。蔡锷就对人说过，唐继尧为人“沉毅豁达，勇于任事，不愧血性男儿”，所以对他多有提携，甚至在1913进京前夕，推荐他继任云南都督一职。

 

当袁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唐继尧和蔡锷函电往来，并派杨纯武为信使进京，当面向蔡锷表示“万难屈从。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所以蔡锷对唐继趋的态度和滇军的情况颇为清楚，唐继尧曾对军中将领说：“袁氏盗国，已成事实。吾辈卫国天职，各界信服；若不亟起图维，不惟外无以对国民，即内亦无以对良心。”如此豪情，真不愧蔡锷血性男儿的称赞。

 

12月19日，蔡锷抵达昆明，即报信给梁启超，告诉他当地军民得知他南来时的盛况：“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

 

蔡，唐两人见面数日反，唐继尧发表云南省《独立宣言》，并组织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蔡锷任护国军第1军总司令，李烈钧为第2军总司令、唐继尧任第3军总司，史称“护国三杰”。

 

（作者：葛爽）

 

 参考资料：杨维真《论蔡锷与唐继尧》